2008/03/04
有人問我選校的原因

有人問我為什麼考南邊的學校,對曰「夢ですから!」

有人問我為什麼考西邊的學校,對曰「因為離家近。」

又有人問我為什麼考東邊的學校,對曰「因為更近。」

還有人問我怎麼沒考那個山邊水邊的500e,對曰「你要我每天爬山爬到掛嗎?」

對於那個自以為正義的萬人考大學運動,我覺得這些人已經惡意佔用別人升學的機會。有學生願意讀聲望低、評鑑低的大學也是他的事,就算你覺得他被騙、被拐去浪費時間,那也是他的事。而且每個人讀大學的目的都不同,有人是為了升學或獲取高深學問等傳統目的,但也有人是為了其他原因,例如轉換體系、拖延兵役、找個地方拖一年......等等你我都無法窮盡的理由。

他們難道沒有嘗過只想在教育系統中抓一根浮木的感覺嗎?

咖啡館那邊有一大長串討論,其中有人點出一些「爛校」被認為剝削學生的問題,以及願打願挨的問題。前面那一個問題不是這種自以為的正義行為可以解決的,讓學校在招生時公佈入學後的相關資訊才是重點,這樣願打願挨的問題也能解決。

我遇過那種入學後才知道學費詳情,才知道學校的「管教」方法的學校﹝反正我顛沛流離啦 XD﹞,所以我知道學生有可能在資訊不明的情況進了某個學校,只因為分數剛好,只因為學校在台北,甚至是照著前一年的最低錄取分數﹝簡稱照志願﹞填學校而入學。從局外人的角度,這種選校方法可說盲目,但卻已經是台灣教育的常態。

咖啡館那邊還有人說萬人考大學是「殺雞儆猴」。喂喂,什麼年代啦,開化一點好嗎?

FreeLeaf 發表於 ephemeris│08:08 | 全文 | 引用 (0)
2008/02/09
上台報告與寫報告

去年九月開學以後,我就在上課之外額外地做起比較教育的觀察。但一方面K書K得昏天暗地,二方面又把網站關起來避風頭,再說比較得一方是大學,一方是研究所,放在一起似乎不很妥當,所以我很快就放棄寫觀察筆記的想法了。但即使沒有刻意的記錄,自己在這四個月以來的經驗仍然有可以與洗滌鎮的經驗比較的地方,而對研究生來說最長做的事情就是報告:上台報告和寫報告。這兩件事我在洗大也做過、寫過很多次,照理來說已經很熟悉了,但因為很多細微的文化差異,還是有很多地方我需要重新摸索。

以上台報告來說,我從聽聞和旁聽的經驗知道,台灣的報告人經常用到單槍投影機和 PPT﹝先不論 PowerPoint 和 PPT 成為報告必備用品有多圖利 M$﹞,使用的頻率已經高到讓人以為非這麼做不可的程度。不過在洗大,我只用 PPT 報告過兩次,一次是老師要求的,屬於評量的一部分﹝想也知道這門課是1XX的課﹞,另一次則是合作的同學堅持使用,所以他老兄自己去設備組把單槍投影機借來了。除了這兩次,只要是我自己的報告,我都是發下詳細的講義後就在講台上講起來了。對當時的我來說,單槍投影機和 PPT 是一百人以上的課堂才會用到的設備,而且是教授才會用的東西。其它人數比較少的課,教室只有標準配備的平台式投影機,老師則用透明投影片上課。但偶爾也有在 lecture hall 上課的教授堅持用平台式投影機和實體的投影片,好像是因為這樣才能在投影片上塗塗抹抹的緣故。當然,PowerPoint 也有提供塗塗抹抹的功能,也有專門為此設計的電子筆,不過風險請自己負責

總之我在洗滌鎮幾乎沒用過單槍投影機和 PPT 報告,也沒發過把直接 PPT 印出來的講義﹝倒是拿過一次,而且是有害健康的句法學﹞,所以這些技能我都是在台灣才學起來的。第一次實戰是在某工大旁聽時,雖然我都依照傳統把 PPT 做好,也把 PPT 直接印成講義發給同學,即使我自己其實很討厭這種講義。不過真正上台時,不知道是緊張還是不習慣,我就自顧自地講下去,直到同學提醒我才想起換片的事。

過完暑假,我的研究所正式開始以後,這學期我有好幾次報告的機會,但我只用了一次 PPT,那還是和人合作的,其它幾次報告我都沒用到 PPT。事實上,每一門課的老師都沒有要求用 PPT 報告,但同學會自動自發地做 PPT,發下把 PPT 直接印出來的一頁六張式講義,然後縮在「高科技」的講桌後面報告。雖然我不應該去評論同學的報告,而且我自己的報告也說不上多好,但台下的同學用身體告訴我,有多位同學的報告的確是讓人昏昏欲睡的。

在投影片的製作方面就更慘了,報告人會用力地把反芻過的論文內容塞在投影片裡,讓一張投影片被文字塞得滿滿的;如果一個主題用到兩張以上的投影片,那一定是文字太多塞不下的結果。異哉,既然要放上這麼多文字,為何不把文字另外用文書處理程式排版成講義發給大家,反而堅持把所有東西塞進投影片,難道只為了「直接把投影片印成一頁六張的講義」這種削足適履的事嗎?不過那一門課的報告我也是用這樣爛方法做爛投影片,然後援例躲在講桌後報告,但沒辦法,跟人合作就得多遷就一點﹝絕望啊!這就叫向下沉淪啊!﹞。

這學期我比較滿意的報告只有一場,但和上文我暗示的極簡形式不同,我用了投影機和投影片,還發了講義,而且內容全部不同。投影片上只寫了報告的大綱、幾個要點,還有要引用的幾句話,總共七張投影片,還是上課前在 Google Docs 上草草趕出來的,因為這樣就夠了﹝雖然一開始我還曾妄想過嘗試高橋流簡報法﹞。講義的內容是投影片的詳細版,因為我在投影片只會停留一下子,接著就要跳到 Google Earth 去解說﹝我用了一整天去做那個 KML 檔﹞,這時候同學手上必須有個東西幫他們追上我的報告,不然他們一定會迷失在一堆陌生的地名、族名、國名、人名、語名之中。所以投影片和講義都有各自存在的意義;投影片提示報告的進度,講義提示報告的內容。而投影機也不是單為了放投影片而存在,還有 非靠投影機不可的 Google Earth 演示。當然這次的報告不是沒有缺點,最大的問題是時間掌握得不好,原訂一個小時的內容被我多講了二十分鐘;我也不確定同學有沒有辦法理解我 code-mixing 滿天飛的報告內容,因為講完後大家一點反應也沒有。但純就分數的角度來說,根本不需要為沒有評分權力的人擔心﹝超功利的思考﹞。

另一方面,報告時的語言也是個問題。因為學科的關係,我的報告中會有很多英文的術語參雜其中,很容易搞得 code-mixing 滿天飛。有時我想努力避免 code-mixing,所以硬擠出一個漢語的翻譯。但一來擠翻譯也要時間,在台上嗯嗯啊啊地想四五秒時在不好,二來擠出來的翻譯聽眾也不一定聽得懂,所以我從第二次報告起就放棄擠翻譯的努力,直接用英語讀出我要說的術語。但也有人直接改用全英語報告,連擠翻譯這步都省了。這招看起來不錯,畢竟在台灣能用英語報告是一件可以說嘴的能力,但這樣的報告卻無意間造成了一個滑稽的情況。某位被點到回答問題的同學竟然問報告的同學「May I speak Chinese?」真可悲,又不是英語會話課。在討論理論的課堂上,這個情況根本不應該發生,根本不應該發生。

不過,雖然我批判了那句可悲的問句,但對改用全英語報告的同學,我也沒有什麼資格批評。我在寫一份可用漢文或英文的期末報告時,一開始還野心勃勃地想用漢文寫語言學的文章,但寫不到兩段就放棄了,最後還是用真的很悲哀的外國語完成我的期末報告。改用英文的理由也很悲哀,不外乎漢文的學術修辭、語氣、風格、術語,這些是我不熟悉的技巧,但也都是早就料想得到,也以為自己能輕鬆突破的問題,只是最後仍敗在它們手下。就以學科的術語來說,把英文術語一對一地對譯很簡單,大部分時候拿本字典來翻一翻就有了,就算不滿意我也可以很快想出一個翻譯。但把這些翻譯成漢文的術語放進句子裡時,常常有種怪怪的感覺,一種介於「不合語法」和「合語法但沒人這樣說話」的怪感覺。這個問題在術語是動詞時更明顯,偏偏我第一句話就非提到那個動詞不可,躲都躲不掉,所以最後還是改用英文寫了。真悲哀。

風格又是另一個問題,但我很難將這種困難的感覺說得很詳細,這或許是因為我的頭腦中對「風格」的議題尚未有足夠的符號來描寫我感知到的事物,所以「風格」這回事大部分都在我的世界之外﹝維老大說的:"The limits of my language means the limits of my world."﹞。我只能大概地覺得我寫的學術漢文有點外國人寫漢文的味道,或是漢文寫得不大好的外文系教授寫的漢文文章,總之讀起來不大順暢,怪怪的。當然我也不能用現在這篇文章的風格寫報告,那樣寫大概會被當掉吧。不過前述那篇報告可以改用英文寫,另外一篇就不能逃了,只能硬著頭皮用奇奇怪怪的句子寫報告,甚是可悲。但「風格」這種東西也是可以學習的,只不過這又牽涉到一些很複雜的認同議題。有些台灣的作者出版的論文中,作者會引用很多中國學者的作品,然後就不知怎麼地也把他們的風格引用進來了。中文系出身的作者佔這一類風格的多數。另外一種則是外文系出身的人會寫的風格,以《語言學新引》的漢譯本為代表。如果要我在這兩種風格中選一種來學,我無疑會選擇後者。不過要怎麼學呢?這又是另一個難解的問題了。

FreeLeaf 發表於 ephemeris│23:22 | 全文 | 引用 (0)
2007/08/11
臺北家政女學校最初校址再探

今年二月在〈臺北市立家政女學校最初校址之考察〉中,我曾經引用《臺灣市街庄名の讀み方》的附錄〈臺灣官衙學校所在地一覽〉的記載,發現臺北家政女學校最初的校址並不在西門町,而是與東門町的旭尋常小學校﹝臺北市東門町五番地,今東門國小﹞共用校舍。但從附錄中引用資料仍有被手民之誤誤導的危險,加上這又是孤證,我需要更進一步的史料來確認臺北家政女學校成立時的校址。七月底我在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台灣資料中心找到新的證據。

1937年3月20日發行的《臺北市報》第538號刊載兩項臺北家政女學校的重要訊息,其一為〈臺北家政女學校學則〉,其二為〈臺北家政女學校生徒募集要項〉。學則有助於研究當時台灣的實業補習教育,但沒有提供關於校址的資料。但生徒募集要項﹝相當於今天的招生簡章﹞則提供臺北家政女學校第一屆招生的預定計畫,其中需要注意的有三點,原文抄錄如下﹝粗體是我加的﹞:

五 入學考查及日時
(一) 考查場(旭尋常小學校

六 入學許可者發表
入學ヲ許可スベキ者ハ四月十三日午後旭尋常小學校ニ其氏名ヲ揭示ノ豫定

八 入學者心得
入學式ハ四月十五日(木)午後二時旭尋常小學校ニ於ヲ擧行スベキニ付當日保護者同伴ノ上出校スベシ

招生的重要行事都在旭尋常小學校舉行,連入學式都在那裡,可見一開始臺北家政女學校的確借用東門町的旭尋常小學校一段時間,與〈臺灣官衙學校所在地一覽〉的記載相符。但這只是暫時性的借用,因為兩天前,1937年3月18日發行的《臺北州報》第1310號刊載的實業補習學校設立告示中,臺北家政女學校的校址就已經決定在「西門町三丁目十一番地」。此時西門町的校地仍然被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今中山女高﹞使用,三高女要到同年7月7日才搬到上埤頭的現址。臺北家政女學校可能在三高女搬走以後才搬進西門町的校舍。但即使確定了臺北家政女學校的最初校址,它搬進西門町校舍的確切時間仍然無解,還得繼續挖資料。

下面這張金華國中校地變遷的圖也不用改了。

史料連結:
《臺北州報》第1310號 (1937-03-18)
《臺北市報》第538號 (1937-03-20)

PS: 1941年臺北市役所出版的《臺北市學事一覽》中對臺北家政女學校有個有趣的記載:「昭和一二年三月創立 昭和一三年四月愛國高等技藝學校合併」。愛國高等技藝學校是個被世人遺忘的學校,而調查被遺忘的東西又是興趣所在,所以收集了愛國高等技藝學校的相關資料,待想寫的時候再寫下來。文建會的《國家文化資料庫》中有一張愛國高等技藝學校的照片,可以先看看。

FreeLeaf 發表於 ephemeris│02:53 | 全文 | 引用 (1)
2007/08/10
對高等教育供給的幾點想法

以下是對最近關於大學生素質和高等教育供給的一點想法。

1. 差別待遇。媒體很奇怪,平常對技職體系連看都不看一眼,對技職體系的升學也不聞不問,到了要表現「大專院校設置浮濫」時,就會把技職體系也算進來。好事沒技職的份,壞事一定把技職拉進來。八月九日聯合報的冷眼集「大學校院由七十八所增為一百多所」的說法就是個例子,但記者沒算一下《96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簡章》中有多少學校參加分發。答案是,只有69所學校,還不到2007學年度全台灣開設學士班學校的一半(69/149)。

參考:台灣高等教育機構年表1945-2006(草稿)
PS: 普通大學的數目有誤,但不知道是從哪一年開始錯的,找起來很耗時,所以暫時不理它。

2. 教育統計資料不符分流的事實。現在國中畢業生會被分流到普通高中、綜合高中、職業學校、五專四種體系,不過綜合高中的學生要是修過一定數量的技職課程,就可以考技職體系的「統一入學測驗」。而高中職畢業學生在畢業後會再被分流到普通大學和技職體系﹝包括科技大學、技術學院、專科﹞。五專生比較單純,除非五專生去考插大,不然國中畢業後的升學進路就是技職體系,也就是五專加二技的教育。以上是台灣現行的教育分流體制,但教育統計資料並沒有確實反映這個事實。綜合高中和普通高中都被算在「高中」一欄,不分普通科和技職科;五專和二專都當成「專科生」,普通大學和科技大學/技術學院都被算成「大學本科」。這是根據畢業文憑所做的分類,應該有其道理。但是這種分類卻不能反映綜合高中在教育分流中的位置,也過分簡化專科生的升學進路差異,甚至完全無視普通大學和技職體系間那道難以跨越的界線。除此之外,教育部對「大專」的定義包含大學、獨立學院、專科。但正如同前面所說的,這個分類法無視體系間的差異,也不符現在社會上對「大學生」的定義﹝即使取最寬的定義也不會包括專科生﹞。不符分流事實和社會認知的統計資料,最後顯示出來的結果就是164所大專,然後讓不明究裡的記者用冷冷的眼寫文章。

3. 無權阻止人讀大學。我們當然沒有阻止別人追求教育服務的權力。當然,這不是說學校就沒有拒絕服務的權利,在考生多於招生名額時,學校自然要用一些方法篩選學生。不過現在招生名額掌握在教育部手上,而教育部又會受一些奇怪的輿論或想法的影響,為了「保持教學的品質」或是「維護大學生的基本水準」之類的理由管制招生名額。如果沒有管制,我想很多學校都會願意盡其所能多收一點學生。當然,這通常是為了曼尼。但別擔心,腦筋還正常的學校不會無止盡地收學生,他們至少要顧慮到效率的問題吧。今年的制度雖然篩選出考試總分很低的學生,但只要學校願意收,學生願意讀,我想不出有什麼理由阻止任何一方。也有一種說法說,太容易進大學會給學生錯誤的訊號,讓學生太晚知道自己其實不夠格,最後浪費時間也浪費資源。但我認為,一個人活到18歲,多少對未來有一點想法,也對社會現實有一點認識了,他們自己會找到出路﹝至少我接觸過的人是這樣的﹞。

4. 學歷貶值。自從有學士學位的人大幅增加後,社會上便出現學歷貶值的說法。學歷貶值的背後其實是文憑主義的意識形態,信者認為學歷可以用來證明學歷擁有人的價值。學歷貶值的概念或許可以用經濟學的方式解釋,從「degree inflation」就可以看出這個概念和經濟學的關係。不過我對經濟學不熟,也不想亂拔經濟學的鬃毛,所以就不談貶值了。倒是文憑主義,我認為只要這個社會還有文憑主義,不管存在於學生還是社會人的心中,只要有一方還相信文憑主義,學生對「有價值的文憑」的追求就不會消失。那不管制度怎麼改,大家還是會為了那幾個聲譽卓著的校系拼命。

[關於文憑主義的補充說明:關於文憑主義,我原本以為我已經充分表達我的想法,但好像還是有人會誤讀,那我再說的更清楚一點。我並沒有批判文憑主義,我覺得文憑主義既然無法被消滅,那就只能接受他,將文憑主義當成這個社會上既存的現象,然後找出自己的活路﹝我也是很相信文憑的人,也繼續尋求更好的文憑﹞。不過文憑的影響力真有那麼大嗎?等到有了工作經驗,事情又變的不一樣了。事實上,這個社會上評斷人的方法總是很多元,當有更多資料可以證明一個人的價值時,學歷就不是唯一的選擇。]

5. 以新生錄取成績評斷學校。附帶一提,我非常反對用新生最低錄取成績來評斷學校好壞的價值觀。新生最低錄取成績只能說明新生對校系的偏好度或期待度,並沒有辦法說明校系的好壞。要說明校系的好壞﹝姑且不論好壞的標準﹞,至少要有來自校系本身的資料吧。新生的錄取成績有哪一項來自校系本身呢?固然校系的好壞﹝ 這裡依然不打算定意好壞的標準﹞會是新生填志願的考量,但一來新生填志願前可能連志願校都沒去過,二來非學校本身的因素,如地點、同學等等,也可能左右新生的選擇。不確定的變數這麼多,新生的錄取成績還可以用來評斷學校嗎?當然不行。可是高中也用新生最低錄取成績來排名,大學校系也被人用新生最低錄取成績大作文章,好像沒什麼學校不能用新生的成績來評斷。對這樣的情形,我好像只能大喊絕望。


絕望啊!我對以新生錄取成績評斷學校的人絕望啦!

FreeLeaf 發表於 ephemeris│06:37 | 全文 | 迴響 (6) | 引用 (0)
2007/06/14
補習作為一種儀式

之前對一個人說過:「補習是一種儀式。學習並不是學生去補習班的唯一理由,也很難是最主要的理由。學生還可以為了很多理由去補習,例如增加信心,甚至是交朋友。」

﹝或許有人看得出來,上面那段話原本並不是用任何一種漢藏語言講的 XD﹞

因為我的在升學補習班的經歷並不多,只有高中兩年而已,所以很難把這種感覺說得清楚。今天 TSUBASA 在〈補習〉一文中略述了當年他在郭洋補數學的情況,把「補習作為一種儀式」的行為說得很生動。他也提到補習是比直接回家更自由的課後活動,完全點出補習在課後學習以外的另一種功能。這個功能,在 TSUBASA 考大學時是這樣,十二年後我的高中時期也一樣,從兩者共有的經驗中實在難以看出歲數的差距。

不過,雖然很多人在學生時期或多或少有補習的經驗,相關的研究卻少之又少。剛剛查了一下,現在只有去年年底的兩三篇期刊論文探討升學補習班在教育中的角色。我自己對「補習作為一種儀式」比較有興趣,好像可以用人類學或民族誌的方法研究,但我一定不會動手深究。

為什麼補習班的相關研究不多?因為「不入流」嗎?太過「檯面下」嗎?還是補習班的場域太難進入呢?在 PTT part-time 板看過一些打工大學生被當成間諜的故事,那麼一個補習班中的觀察者,大概也有很大的機會被當成同業派來的間諜吧。

FreeLeaf 發表於 ephemeris│01:46 | 全文 | 引用 (0)
2007/03/29
老師遭殃,朋友也遭殃

小學時的朝會有三首固定的曲子,國歌、國旗歌、早會歌。國歌和國旗歌應該是每個學校都有的,但早會歌應該比較少見吧。

現在我已經沒辦法把早會歌的歌詞背出來了,以前好像也沒記住,只會亂唱一通。但我還記得最初的三句:

老師早呀 朋友也早呀
我們今天大家都早呀
不知道為什麼,唱這三句時,聽起來總是像:
老師遭殃 朋友也遭殃
我們今天大家都遭殃
超不吉利,不是嗎?不過大家都唱得很高興,天天都遭殃。直到三年級的某一天,音樂老師上台宣布改歌詞,把頭三句改成:
老師早 朋友也早
我們今天大家都早
曲調沒變,所以要把「早」拉長,比較技術性的說法就是把「早」的 rime 拉長,唱起來像「早~ㄠ」的感覺。從此大家就不遭殃了。

這大約是十五年前的事。聽說現在的朝會還有早會歌,但參與的成員中應該沒多少人記得改歌詞的事吧。

FreeLeaf 發表於 ephemeris│22:13 | 全文 | 引用 (0)
2007/03/14
對紅樓一詞的考察

James 在〈台北一中.紅樓舊事〉中提到了建中的紅樓,迴響中也有人提到許多學校都有座紅樓,但我更有興趣的是:「紅樓」一詞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被用來指涉紅磚色的建築呢?

先說說「紅樓」是什麼。現在「紅樓」可以被用來指涉有歷史地標性質的紅磚色建築。一般來說,日本時代落成的紅磚色建築才有可能被稱為「紅樓」。但即使同是日本時代的紅磚色建築,還是可以分做兩類,一種是磚造的紅樓,一種是使用紅色面磚的樓房。前者的代表是西門紅樓劇場,後者的代表是師大行政大樓和禮堂。兩者的差別很清楚,只要站近一點,從外表就可以看出兩者的不同。但站得遠一點的話,兩種看起來都是紅磚色的,差異就沒那麼大了。

「紅樓」按字面解就是「紅色的樓房」,但從「紅」這個字,我推測「紅樓」的用法可能起於戰後。原因是日文雖然有用「紅い」﹝くれない /ku.re.na.i/﹞來描述顏色,但「赤い」﹝あかい /a.ka.i/﹞卻用得更廣泛,也更容易造新詞。但在華語中正好反過來,「紅」比「赤」更容易造詞,也用得更廣。由此我覺得日本時代的學生應該不會將建中這棟樓冠上「紅樓」的稱號,這個稱號應該是在華語的環境中產生的。﹝附帶一提,同樣是建築物,東京大學那座古老的紅色門被稱為「赤門」,不過以前的迎取將軍女兒的大名家會把門塗成紅色,東大赤門直接沿用這個詞,而不是新造的。﹞

為了考察「紅樓」的用法,我再度使用了最廉價的語料庫──報紙電子全文──來調查。依往例,我只用聯合報系的;中時報系的使用介面太差,故放棄。考察的結果整理成〈「紅樓」in 聯合知識庫〉一文。

從這個簡略的考察中可以發現,戰前在北京女高師也有一棟以紅磚建成的建築被稱為「紅樓」。在戰後台灣,「紅樓」一詞最早僅用於西門町的「紅樓劇場」和彰化一座不知道還在不在的紅樓,其中以台北的紅樓劇場較常出現在報端。根據〈西門紅樓 - Wikipedia〉,西門紅樓在日本時代稱「八角樓」,1949年由滬商陳惠文承租,命名為「滬園劇場」,1951年改「紅樓書場」,1956年改「紅樓劇場」,1963年再改「紅樓戲院」。而從舊報紙中,也可以找到1952年的詩句「八角紅樓據要津,夜市繁華西門町」等使用「紅樓」來描述該八角樓的例子。

而在聯合知識庫中,第一次用「紅樓」指涉「建中紅樓」的記錄出現在1972年,然後是1985年。這似乎意味著「紅樓」一詞的擴散,從西門開始的「紅樓」一詞,開始漸漸擴散到日本時代的紅磚色建築。而另一方面,1980年代後紅樓戲院日漸沒落,幾乎只會跟著都市更新的新聞一起出現。在舊報紙中,建中的「紅樓文學獎」在1992年是第二屆,那第一屆有可能在前一年舉辦。由於一個名詞不大可能突然被一個機構採用,所以我由此推測建中應該在1980年代末就已經開始採用「紅樓」一詞。當然,如果有更早的資料,採用的時間便可以再往前推。

而在1990年代初,其他地方也開始用「紅樓」一詞了。1991年關於師大拆舊圖書館的新聞中便有「日據時代興建的「舊禮堂」和臨近大門的「紅樓」,絕對不能再遭到破壞了」的說法。說也奇怪,師大的文學院大樓、美術系館等落成於1980年代的校舍,也採用接近行政大樓和禮堂﹝原高等學校校舍﹞的紅色,為什麼只有行政大樓被稱為「紅樓」呢?或許在我們使用「紅樓」的時候,除了立面的顏色以外,建築物本身的歷史也在比較的範圍內,所以造成這些紅樓和字源所在的西門紅樓間,有著 family resemblance 的關係。

最後來看一座已經消失的紅樓。下圖是台北第二師範學校的校舍,也就是現在的國立台北教育大學。1980年代中這棟樓拆除改建成新的行政大樓,許多校友都感到非常可惜。我覺得這是我看過最精巧的一棟紅磚色校舍。國北教大實小還保有一棟磚造的行政樓,但在1981年整修後,原本的斜屋頂被改成平屋頂,已經不是原來的樣子了。

FreeLeaf 發表於 ephemeris│07:05 | 全文 | 迴響 (5) | 引用 (0)
2007/02/28
考試的形式

考試是常見的考核學習成果的方法。我自己經歷過的大小考試可能已經超過千次,但考試的形式卻可歸類為四種。這時該說「只有四種嗎」還是「竟然有四種」好呢?這四種考試形式分別為:傳統型、榮譽型、回家寫 (take-home) 型、可參考資料 (open-book) 型。

傳統型考試是最常見的考試形式,它的基本形式是有監考老師,考生只能靠自己的能力來解題,而且不得參考任何資料。雖然有些考試在監考的方法上稍有變化,例如以監視器錄影取代監考老師,但總是有個人在監考。有些正式的考試中,為了「防弊」──先不管是太多心還是有前例──考試主辦單位還會有許多花招,但總之監考老師是不能少的,學生不得參考資料作答這條原則也是不能違反的。因此,傳統型的考試必須在特定的地點、特定的時間舉辦,而且時間不可能太長,不然把考生和監考老師限制在一個地方太久,是會讓人抓狂的。當然,如果場地不是自己的,考太久場租也會付到抓狂。

榮譽型考試基本上和傳統型考試相同,唯一的差別在「沒有監考老師」。一般來說榮譽型考試只會用在小規模的考試,特別是在學生間沒有競爭關係的考試上。因為考生人數少,考生間可以互相監視;學生間沒有競爭關係,所以不需要出賣自己的榮譽來換取分數。這似乎意味著考試的競爭會讓人失去理智,放棄榮譽,但這不就是考試作為升學競爭手段時的殘酷之處嗎?

可參考資料型,通稱 open-book,但也有人叫它「開書考」,第一次聽到時還很不習慣。這種考試的形式和傳統型類似,差別只在考試時可以翻閱參考資料作答。考試時間依然有限,所以什麼都沒準備,到了考試時才拼命翻書的人,一定會花很多時間來找答案,並壓縮作答的時間。但既然是考試,總要把答案寫出來才算數,所以考前最好還是把考試範圍複習幾遍,以免花太多時間來找答案。這種考試我只考過兩次。不過很可惜,兩次的題目都太簡單,我才看到題目就把書收起來了。

回家寫型的考試比較少見,我只在洗大考過這樣的考試,而且常見於期末考。以期末考為例,老師會在期末考前一週發下題目,然後訂下交卷的最後期限。題目通常是申論題,既然可以帶回家慢慢寫,老師當然可以用比較花時間,但也比較可以考出學生理解程度及整合能力的申論題來考核學習成果。既然可以帶回家寫,自然可以使用任何參考資料。雖然老師也會口頭提醒「不可以和同學討論」,但誰知道學生間有沒有互相幫忙呢?不過答案絕對不能寫得太像,有經驗的老師一眼就看出來了。但很有趣地,在少數的幾次偶然的經驗中,看到別科的學生就算互相幫忙回家寫型的考試,還是會有人寫出很誇張的答案。我想這就是實力的差別吧。

而在我考過的回家寫型考試中,以構詞學的期末考最難。構詞學期末考的題目是從補充教材出來的,因為課堂上講得不多,講義上也只有個大略,所以要整合之前學到的知識,並發揮點想像力才能寫出來。不過經過圖書館探險社﹝我一人社團﹞的調查,發現答案就在教授年輕時做的研究中,圖書館有專書一本,但已借出。是被其他同學搶先了嗎?非也,從到期日來推測,借走這本書的人一定是老師。該不會教授出了題目後就把書借走,以防我們直接去翻答案吧。因為沒有直接證據,我只能推測老師借了自己的著作。總之,那次的期末考答案是土法煉鋼出來的。

FreeLeaf 發表於 ephemeris│04:23 | 全文 | 迴響 (2) | 引用 (0)
2007/02/19
戰後的原台北第二高女校舍

現在立法院的用地曾經是臺北州立第二高等女學校的校地,戰後第二高女和第三高女的排序互換,分別成為省立台北第二女子中學和省立台北第三女子中學。前者就是現在的市立中山女高,後者則在戰後不久裁撤,留下來的校舍現在由立法院使用,就是立法院在中山南路這一側的房舍。立法院是1960年搬進來的,目前似乎沒有很多資料說明在立法院搬進這裡之前,使用原台北第二高女校舍的是哪個機關。所以我去圖書館找戰後初期的地圖,希望能找到什麼線索。

先來看看台北第二高女的簡單資料。根據1931年田中一二編纂的《臺北市史》[1],台北州立第二高等女學校大正八年(1919)設立於幸町,到昭和六年 (1931)11月末,第二高女有9班,職員25人,學生445人,校長為室田有(P.681)。戰後,第二高女成為省立台北第三女子中學,但根據台灣省教育廳《十年來的台灣教育》:

省立台北第三女子中學校舍,戰時被炸最慘,事實上修復困難,省立台北第四女子中學校舍,另有他用,均予停辦。......以上所述的,係在卅五學年度第一學期以前的調整與設置情形......(P.32-33)
由此可知省立台北第三女子中學在1946年9月開學前就已經停辦,原因則是校舍在戰時損壞嚴重無法使用,所以廢校。位於西門町的原第四高女也在同年停辦,而所謂的「另有他用」,可能是指1947年在原地成立的臺灣省立台北高級醫事職業學校,就是現在的國立台北護理學院

不過,校舍不能讓學校使用,那能不能讓其他單位使用呢?

當然可以。1949年台灣旅行社刊行的《臺北市地圖》中,原第二高女校舍的位置被標上編號四的地標。但很可惜,旁邊圖說編號四的地方正好在摺痕上,文字已經磨損了,只剩「Forestry」而已,大概是林務局吧。另外一張,1951年的《最新台北市區街道圖》中,這裡的地標名是農林廳和林務局,以及兩個看不出來的單位。農林廳和林務局都是台灣省政府的單位,從同一張圖也可以看出,現在的行政院、監察院、立法院在1951年時都是台灣省政府的廳舍。這時的立法院還在用中山堂開會。[2]

台灣省政府自民國40年代中開始準備疏散到中部,結果就是現在位於南投縣的中興新村。疏散省政府的原因很多,包括戰時的危險、促進地方發展,以及辦公廳舍的不足等等。農林廳是在第一和第二梯次遷往中部的單位,1956年底先遷到台中市辦公,1957年7月1日收到遷往中興新村的命令,開始進駐中興新村 [3]。臺北市中山南路上空下來的廳舍則由立法院接手,最後立法院於1960年進駐現在的地方,並繼續使用原台北州立第二高等女學校的校舍至今。

簡單地列出使用機關的變遷:
台北第二高女﹝戰後三女中﹞→台灣省政府農林廳→立法院

[1] 1931年的《臺北市史》以及許多日文舊籍的全文影像可在「臺灣歷史珍藏e點通資料庫檢索系統」找到。
[2]《臺北市地圖》和《最新台北市區街道圖》都可在徐祐健(ed.)《台北市都市發展歷史地圖集》(1997)中找到。這本地圖集中有許多珍貴的地圖,但是編輯時的印刷品質不佳,讓許多地圖都變得難以辨認。
[3] 關於中興新村的資料,都來自台灣省文獻會(ed.)《台灣省政府中興新村耆老口述歷史座談會紀錄》(1998).

相關文章:
臺北市立家政女學校最初校址之考察
西門町三丁目11番地後菜園

FreeLeaf 發表於 ephemeris│04:17 | 全文 | 迴響 (2) | 引用 (0)
2007/02/11
臺北市立家政女學校最初校址之考察

臺北市立家政女學校就是現在台北市立金華國中的前身,創立於1937年3月15日。現在金華國中的校史記載該校最早的校址「在臺北市內江街二號(即國立臺北護理專科學校現址)」,似乎有誤。

國立臺北護理專科學校已於1994年8月改制為國立台北護理學院,而該校的校本部也早在1986年2月遷到石牌的新校地,留在內江街的則是城區部,正確的地址則是內江街89號。這塊地在日本時代的地址是西門町三丁目11番地,第一個使用它的學校是臺北州立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就是今天的 市立中山女高。根據1962年版的台北市志卷七《教育志‧學校教育篇‧第廿一項‧台北市各中學之沿革及現況》,1937年3月15日台北市立家政女學校創校之時,校舍就設在這裡。但是我在更早的資料中找到不一樣的記載。

新道滿編,1938年12月發行的《臺灣市街庄名の讀み方》[1]的附錄〈臺灣官衙學校所在地一覽〉中記載,台北市立家政女學校的所在地是「臺北市東門町五」 (附錄P.60),而臺北市旭尋常小學校﹝今市立東門國小﹞也在「臺北市東門町五」(附錄P.65)。這說明台北市立家政女學校最早的校址不在西門町,而在另一邊的東門町。另外在1946-1958年間與東門國小共用仁愛路校地前,該校在創立之時就已經使用過東門町的校地了。在這個附錄中,台北第三高女已經搬到上埤頭,由此推測作者的資料晚於1937年7月。而作者的序文寫於1938年9月,所以這些資料的時間應該也不會晚於1938年秋。但從其它日文舊籍中,我沒有找到家政女學校遷入西門町前第三高女校舍的確切時間,也找不到在三高女遷出後,家政女學校遷入前這塊地的用途。能從這些資料中得到的資訊只有:

  1. 臺北市立家政女學校創校後一年仍和旭尋常小學校共用東門町的校舍。
  2. 臺北第三高女搬到上埤頭後,西門町的校舍曾閒置一段時間。

臺北市立家政女學校後來遷入西門町前第三高女校舍,1944年遷入福住町校地﹝今新生南路二段32號﹞並改名「臺北市立商業實踐女學校」,原有的校舍由前一年遷入的臺北第四高女接手。戰後該校又改名「臺北市立初級女子商科職業學校」,1946年遷回仁愛路與東門國小到1958年8月才遷回新生南路原址。而在1946到1958年間,使用新生南路二段32號的機關是台北市立大同中學。市立大同中學原來是日本人的私立學校,創辦於1935年,戰後由台灣人接辦,為私立大同中學。1946年4月由台北市政府接辦,校址從大龍峒今啟聰學校搬到今天仁愛路上的幸安國小。1947年11月高中部遷入新生南路原市女中校舍,1950年初中部也搬到這裡。後來市立大同中學的規模逐年擴大,校舍不敷使用, 1958年7月大同中學遷至長春路現址的新校地,新生南路原址則馬上由更早以前的主人台北市立女子中學接手。1968年改為臺北市立金華女子國民中學,為該校冠上「金華」校名之始。

新生南路二段32號的設施似乎也曾當做台大學生宿舍。關於白色恐怖的口述歷史中,有受害人提到1950年在新生南路台大宿舍被捕的事,並說明「就是現在金華女中」[2]。

附帶一提,在日本時代家政女學校屬於實業補習學校,在日本時代關於台灣教育的書籍中,實業補習學校並不像高等學校、實業學校一樣有各校的資料,只有分年度或分地區的統計資料,因此無法考察各校的詳細資料。
 

FreeLeaf 發表於 ephemeris│19:19 | 全文 | 迴響 (7) | 引用 (2)
2007/02/08
西門町三丁目11番地後菜園

西門町三丁目11番地後菜園是現在國立台北護理學院城區部的所在地,而在現在這所學校之前,還有兩個學校用過這塊地,分別是今天中山女高和金華國中的前身。

這塊地過去是西門外的低窪地,最早分別為仁濟院和大地主林景仁所有,1914 年雙方換地後歸仁濟院所有,並且填高土地。北邊靠現在成都路的地被用來興建台北第五尋常小學校,就是今天的西門國小。南方靠今天內江街的地,和相鄰的另一塊地合起來有3798坪,則被台北州立第三高等女學校﹝今中山女高﹞取得,該校則於 1915 年從艋舺龍山寺遷移至此。1922年町名改正時,這塊地被編為西門町三丁目11番地。

當時三高女的校地面積和師生每人可使用坪數都是全台灣高等女學校中最小的,1931年日本皇族賀陽宮恆憲王參觀三高女時也覺得校地太小而建議遷校。加上次年木造校舍的白蟻為害嚴重,因此1933年時便開始籌措校地校舍改善事宜。最後,三高女於1937年7月7日從西門町遷校至上埤頭現址。為了杜絕蟻害,新校舍以鋼筋混凝土建造,即今日的逸仙樓、敏求樓。

但三高女遷走後,這個校園也沒空下來。在三高女搬走前幾個月,1937年3月15日臺北市立家政女學校成立,和三高女共用校園四個月﹝有誤,家政女學校至1938年中仍未遷入西門町校舍,詳見〈臺北市立家政女學校最初校址之考察〉﹞。七月三高女遷走後,這裡才由家政女學校專用。1944年家政女學校改名臺北市立商業實踐女學校,並遷到福住町的新校園,也就是今天金華國中的所在地。現在金華國中的校史和《金華青年六十週年校慶特刊》上都記載「校址設在臺北市內江街二號」,似有誤。因為後面接著「即國立臺北護理專科學校現址」,而內江街二號現為全昌堂傳統中醫醫院,該街廓也不夠大,應該不是學校所在地。所以我認為「即國立臺北護理專科學校現址」這句沒錯,只是地址有誤,或是內江街的門牌編號改過,或是其它的理由。

家政女學校1944年遷到福住町前,西門町的校地還有一個幾乎已被遺忘的學校使用:台北州立台北第四高等女學校。周明德 (1998) 在〈戰後轉型中的北一女〉中提到,根據日本的台灣史料收藏家三田裕次提供的《台北州立台北第四高等女學校概況書》,台北第四高女於1942年四月設立,同年4月30日於第三高女舉行開學典禮,1943年3月31日遷入西門町校舍。由於家政女學校到1944年才遷到福住町,所以1943-44這個學年﹝昭和18年﹞內第四高女和家政女學校有可能共用同一校舍。台北第四高女到1945年終戰時有四屆學生,787人,共16班。1945年12月8日改名台灣省立台北第四女子中學,同日台籍學生52名移往北一女,北一女的日籍學生1001名則移至北四女。概況書僅記錄到1945年12月28日開始辦理移交之日。由於1947年臺灣省立台北高級醫事職業學校便成立於此,因此我推測北四女在這之前就已經裁撤了。

北四女裁撤後,下一個使用這塊校地的是1947年成立的臺灣省立台北高級醫事職業學校,1954年此校改為臺灣省立護理專科學校,直到現在校門對面的公車站還叫「護專」。不過省立護專的校本部已經在1985年遷到北投石牌的新址,內江街的校區則作為城區部,1994年省立護專升格國立台北護理學院,目前有長期照護研究所、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醫護管理系暨研究所位於城區部。

附:西門町三丁目11番地後菜園變遷年表﹝比上面的文字敘述好懂得多﹞

FreeLeaf 發表於 ephemeris│03:47 | 全文 | 迴響 (3) | 引用 (0)
2007/01/21
台灣高等教育機構年表1945-2006(草稿)

用了三天的時間,靠根性做出一張關於台灣高等教育機構的年表(1945-2006)的草稿。表中列出95學年度(2006-7)的大專院校,並將重點放在有開設學士以上學程的大專院校。不過這張表還是過度簡化了許多資訊,詳見以下說明。

本年表特色:

1. 將全國大專院校分為一般和技職兩種體系,而不採用「大學/學院」的分類,以反映普通大學和技職體系大學間缺乏互動的實際情形。師專改制師院後便參加大學聯招,所以也歸入一般體系。

2. 分為一般、技職兩類後,各類中再依照設立學士學程的先後順序排列,以反映高等教育的擴張。

3. 將護理、藝術、體育專門學校獨立計算。但護理部份其實還有需要改進的部份。

4. 另有以學校本部所在地分類的表,該表中同縣市的學校依照成立時間排序,但不論成立時的學制。

5. 終戰前台灣的學制複雜,所以本表從1945年起編年。

過度簡化之處:

1. 本表僅以學校為納入考量的最小單位,完全忽略同一個學校內同時存在多種學制的現象。只要該校開設學士以上學程,就視為有大學生的學校,完全不管學士學程中有多少學生。亦即,本表也沒有將學生數納入考量。

2. 如果是「醫護管理」之類的學校,就沒有被獨立到「護理專門學校」中,導致「護理專門學校」的升學管道看起來異常地狹窄。

3. 有些學校的前身為高職,應該不能名列高等教育學校。但考量學校的淵源,所以還是列上。不過我還沒決定高職時代要不要著色。現在是有著色的。

4. 學士以上學程的判斷,幾乎都是根據校名來決定的。這樣的方法不知道有沒有問題?

5. 一般﹝含師範﹞、技職的分類是依照教育部大專院校名錄的分類,完全忽略同一學校內存在兩種體系的可能。對教育部來說,一般和技職兩種體系的差別是主管機關,前者是高教司,後者是技職司。但對學生來說,用招生考試的管道來分類可能比較有意義。

6. 有些學校似乎把最後一次改制前的校史當黑歷史。所以用推測得來的資料會加個「?」以茲辨識。

另外,依地區分類的表中,預覽時從雲林縣中間以後都不見了,不過檔案中還有。是 bug 嗎?

值得注意之處

1. 1995-2000 年間兩種體系學校數的變化,很猛烈。

2. 閱讀本表時,可以試著挑戰自己既有的思維,以及自己對「大學生」一詞定義。

由於還是草稿,僅提供 HTML 預覽:台灣高等教育機構年表 (Draft)

改進、建議、勘誤大歡迎

附帶一問,這張表的尺寸約為200cm x 100cm﹝沒錯,兩公尺長,一公尺寬﹞,但OpenOffice 的列印尺寸最大只到119cm,所以無法輸出漂亮的 PDF。有人有輸出超大尺寸PDF的方法嗎?

FreeLeaf 發表於 ephemeris│05:43 | 全文 | 迴響 (11) | 引用 (0)
2007/01/18
對高等學校、台灣師大、師大附中的考察初探

我在閱讀台灣師範大學的相關資訊時,發現幾乎被遺忘的「台灣省立台北高級中學」,以及台師大六十年前與兩所高中間,有點複雜的歷史。

1922 年成立的台灣總督府高等學校是二次大戰前日本全國的成立的舊制高等學校之一,成立之初暫時使用龍口町臺北第一中學﹝今建國中學﹞上課。1926 年改名為台灣總督府台北高等學校,並遷入古亭町的校址,也就是今天台師大校本部的位置。戰後台灣總督府台北高等學校改名台灣省立台北高級中學,1949年停止招生,1952年最後一屆學生畢業後廢校。由於廢校時間甚早,所以這所學校幾乎已被遺忘,也未名列「台北五省中」之中。不過省立台北高中和台師大間的關係倒是值得一探,而這一探,也把現在的師大附中也扯進來了。

以下先簡要敘述三校的關係:

1945:原高等學校改名台灣省立台北高級中學
1946:6月,台灣省立師範學院成立;8月,省立師院校長兼任台北高中校長
1947:4月,原省立和平中學改隸省立師院,即今師大附中
1949:台北高中停止招生
1952:台北高中廢校

詳細的情況請見:台北高等學校、台灣師大、台師大附中關係年表,或文末附圖。

從以上敘述可知,1946 年到 1949 年間,有三個學年的時間,台灣省立師範學院不只由校長兼任台北高中的校長,還有一個附屬中學。這看起來很奇怪,既然省立師院在 1946 年時就已經兼管台北高中,又在同一個地點,為什麼 1947 年時還要另外向省教育廳要和平中學當附屬中學呢?何不直接讓台北高中成為附屬中學呢?而且這三個學校間奇妙的聯合關係,一直持續到 1949 年台北高中停招,1952 年廢校後才成為我們今天看到的樣子。讓我不解的是,為什麼台北高中最後不是和附中合併,而是和附中共同存在三年後,最後走上停辦廢校這條路呢?

我現在還沒找到滿意的答案。目前比較可能的解釋來自 Wikipedia 的〈台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條目,其中提到「籌備委員會隨後遷往台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辦公,校址也因龍口町幅員有限,改而決定將台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一切設備,逐漸移交師範學院使用。」花了三年多才將台北高中的設備移交完畢,這樣的行政效率會不會太慢了?而且這也沒有解釋 1947 年省立師院另外將和平中學納為附屬中學,疊床架屋整整三學年的事。

而檢索數位典藏聯合目錄後,也只從台灣省參議會的會議紀錄中找到兩筆和台北高中、省立師院有關的問答紀錄。分別是:

1. 1946年5月[1]
劉參議員闊才詢問:以臺北高中變為師範大學是事實麼?
答:省立師範學院已決定籌辦,臺北高中仍擬繼續辦理。

2. 1947年6月[2]
劉參議員闊才詢問:問:(一)臺北高中(從前之臺北高等學校)獨立繼續存在,貴見如何?
許廳長恪士答覆:答:(一)省立臺北高中,現仍繼續辦理,因與師範學院同一校舍,一時不能發展。

看起來沒有太大幫助,上面問題還是沒有解決。不過 1947 年 4 月和平中學成為省立師院的附屬中學之事似乎沒有反映在 6 月的省參議會上。

我目前找答案的方向是「學生組成」和「國語推行」的這兩條線索。關於學生的部份,我懷疑當時台北高中和其他學校的學制不一樣。另外由於當時台北各中學台籍和日籍的學生相差懸殊,戰後還能維持正常的只有以台籍生為主的台北二中﹝今成功高中﹞。而一、三、四中的日籍學生則全集中到原來的第三中學﹝後改名和平中學﹞等待回國。原來以日籍生為主的學校應學生數過少,幾乎無法維持,因此1946年發生台北一中和台北二中校名互換,甚至搶校名牌的事件[3] 。由於台北高等學校原來就是以日籍生為主的學校,因此戰後學生數必然銳減。而和平中學在1947年日籍生全數回國前,已另外在省立台北商職﹝今台北商業技術學院,就在成功高中旁﹞成立分部招收「大陸來台學生200餘人(附中校史)」。這些學生在本部騰空後回到本部,也順勢成為省立師院附中的第一屆學生了。因此我猜「學生數」是六十年前合併和平中學,停辦台北高中的可能原因。我也推測「國語推行」是一個可能的原因,因為戰後初期台籍生需要花更多時間學習「國語」,造成學習上的弱勢。這會讓省立師院選擇放棄台北高中嗎?我不知道,所以只是猜測。此外,我在年表中也列出二二八事件和四六事件的時間點,因為這兩個事件可能也對台北高中的存廢有影響。不過我也沒有資料佐證這樣的推測,所以只是列出來備忘而已。

台北高等學校、台灣師大、台師大附中關係年表
http://mt.leafportal.org/archives/upload/2007/01/NTNUtimetable-thumb.gif

[1]: 臺灣省參議會(194605)。[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一次大會教育類詢問案及書面答覆--民國三十五年五月]。《數位典藏聯合目錄》。(2007/01/17瀏覽)。
[2]: 臺灣省參議會(194706)。[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三次大會教育類詢問案--民國三十六年六月]。《數位典藏聯合目錄》。(2007/01/17瀏覽)。
[3]:「建國」、「成功」就是為解決兩校爭議而取的名字。

FreeLeaf 發表於 ephemeris│03:55 | 全文 | 迴響 (10) | 引用 (0)
2007/01/09
所以,到底要不要學英文?

雖然我很討厭英文,之前也在〈真的很悲哀的外國語〉中談過外語學習之悲哀,但因著某種緣故,我想以後會有更多的機會被問到「到底要不要學英文」、「要學到什麼程度」或是「小孩要從幾歲開始學英文」這一類問題。

這種問題也不是第一次遇到了,之前在做報告時就想過,在規劃國民教育課程時,本土的 L-Language (e.g. 閩南語、客家語)、本土的 H-Language (e.g. 華語)、外來的 H-Language (e.g. 英語) 之間是否該有個順序?每個語言該在課程中佔多少份量?哪個語言應該多被重視一點?

當時我沒有想出一個答案,報告也隨便矇混過去,之後也不大想去思考這些問題,只是剛剛看到一篇文章說提升英文能力就是提升取得資訊的速度,所以隨便閒扯一下而已。

所以還是回到〈真的很悲哀的外國語〉的倒數第二段,如果把英文很純粹地當成一種工具,那的確不會那麼悲哀。就像眼鏡和助聽器一樣,需要時戴上,哪天眼睛或耳朵突然好了就可以把它們踩碎,捏碎,砸碎,整個都進垃圾桶。但事情總不會像巴別魚翻譯蒟蒻一樣簡單,外語──嚴格說來是「外語能力」──是不可能被純粹地視為身外之物的。

語言能力分為兩種,active 和 passive;說、寫是 active performance,聽、讀是 passive performance。在 passive 這一種中,外語能力比較容易被視為純粹的工具,就像之前的「眼鏡/助聽器」譬喻一樣,當人不需要時,外語能力就可以放在一旁不管了。Active performance 就沒有那麼簡單了,如果外語能力不好,生出來﹝這也是個好譬喻﹞的文字或言談就是不怎麼樣,可能自己都羞於示人,即使示了也可能被一句「What?」擊潰。這些破爛外語能力生出來的破爛文字或言談,確確實實就是自己的產物,要怎麼做才能將它們視為身外之物呢?抑或你要用偉大的愛包容自己的破爛外語嗎?外語能力,到頭來還是藏在自己腦袋裡的一種能力,想把它純粹地當成一種溝通工具,我認為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只要你學了外語這種東西,不管學得好還是壞,它就是你的一部分──悲哀的一部分。

話雖如此,當有人問我「到底要不要學英文」這種是非題時,我還是會給一個極度簡化的答案:要。而面對「要學到什麼程度」這類開放性的問題時,我大概會很隨便地說:學到你討厭它為止。如果沒被環境壓著走,當你討厭什麼東西時,繼續學下去的動力大概也沒了。不過我們也知道大部分學英文的案例都是被環境壓著走的,例如求職、升學等等。所以比較務實的答案是:學到你無法用學英文兌換到任何好處為止。

或許有人會問「學到能與外國人溝通」能不能當成學習的目標,或說盡頭﹝別說什麼學無止盡,這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可以啊,但我總覺得這個目標很夢幻,不像英語補習班中那些前中年上班族大人*會有的行為呢。

*: 我現在浮現心中的刻板印象是經過華爾街美語時看到的人。

嗚呼,外語真是既悲哀又絕望啊。

FreeLeaf 發表於 ephemeris│00:16 | 全文 | 引用 (0)
2006/12/21
讓人多年無法遺忘的怨言

有些話難以忘記,可能是因為有特別意義,也可能因為讓某人受用無窮,不過我這種只記壞事不記好事的頭腦,記住的話當然不會是光明正面的話。

這是 2000 年暑假,在報紙上看到的一段話:

高達九成受訪學生表示會繼續升學,其中有七成一認為高職畢業的學歷,找不到好工作。蔣乃辛指出,這顯示教育單位一再強調的「高職畢業生只要有一技之長,一樣能有很好的發展」的說法,並不符合實際。蔣乃辛表示,問卷顯示有近五成的學生是因為高中考得不理想,才選讀高職,甚至有學生在問卷上寫出「念高職死不瞑目」、「我們不要高職,要高中」的意願
註: 粗體是我加的。報導原文見〈高職師資 近三成學生不滿意
雖然當年我是把升學當成戰爭的人,自己也把高三定義成「壯大自己,幹掉別人,用同學的屍骸堆成往上爬的階梯,用同學的鮮血解渴;無力時,就高喊:別人的失敗就是我的快樂」,可是看到這些強烈的不滿,心理還是會有點芥蒂;明明是一樣年紀的人,為什麼會有這麼不同的處境?

所以我開始找答案。找了六年,還是沒找到。

但我也因此開始接觸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階級再製等概念,這也是我接觸社會學時最早的切入點和關注的議題。然後我又接觸了批判教育學/論、教育社會學,也看了教改推手的書。後來因為家裡的關係,有機會看到「有笑容的高職生」,甚至最近我去新野時,也多少是懷著解答的計畫去的。

不過我還是沒找到答案,甚至有陷入迷霧中的感覺,好像處處都是問題,但處處都有答案的片段,只是收集起來後依然不成答案。

最後我只記得一段更殘酷的話:

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教育,讓這些學生走向多年前在北城時,已經可以預見的未來?!如果真如北城的教務主任所言,國一上學期的成績幾乎已經決定了他們的聯考與分發的結果,其後的國中及後續的教育,除了強化這種成績的標籤,又能有什麼功能呢?(黃鴻文, 2003)

延伸閱讀:
關於《國民中學學生文化之民族誌研究》
夜間部學生的程度

FreeLeaf 發表於 ephemeris│22:57 | 全文 | 引用 (0)
2006/12/20
行政區重劃與大安區的大學數量

在〈大安區的學校〉的迴響中,nobody 提到:

在民國79年行政區重新劃分之前,
大安區內原本只有一所省立台北師專(現國立台北教大),
而台灣大學與師範大學及技術學院(現台灣科大)本來在古亭區,
台北工專(現台北科大)本來在中山區.
我經常在想,當初重劃時為何會有這種不公平的現象.
我今天到了圖書館,把 1981 和 1987 年的地圖翻出來看,在殘破的頁面中找出 1990 年台北市行政區重劃前的大安區和古亭區地圖,發現如下:

1. 1990 年的行政區重劃中,把原本在古亭區﹝與城中區合為中正區﹞和大安區的區界調整到羅斯福路,所以台大和台科大﹝當時為台灣工業技術學院﹞從古亭區變成大安區的轄區。不過原本台大靠後門的校地就是大安區的範圍,只是正門在古亭區,所以把台大算進古亭區。1990 年行政區重劃時,只有這兩所大學被劃進大安區。

2. 古亭區和大安區在師大附近的區界是浦城街,正好在師大文學院大樓的後面,所以整個師大本部校區不管在 1990 年重劃前還是重劃後,都在大安區內。

3. 台北科技大學在重劃時還是台北工專,不算大專院校,所以可以忽略。但大安區與中山區的區界也不在忠孝東路,所以現在的北科大不管在 1990 年重劃前還是重劃後,也都在大安區內。

4. 淡江大學台北校園、政大公企中心、清大月涵堂、國北教大一直都在大安區內。

為什麼大安區會有這麼多大學?由於現在校本部在大安區的大學中,只有台科大在 1949﹝我特別提出這一年,因為這年台灣的人口結構有重大變化﹞以後設校,所以現在大安區有很多大學的現象,可說早在 1949 年以前就決定了。追究其原因,可能和 1905 年的都市計畫中,對「本島人」和「內地人」的區隔有關。Richter 討論過這個議題,可以參考〈族群分化的城市〉和〈族群分化的城市(續章)〉。

至於大安區藍不藍?當然藍,這從投票的統計就可以很簡單地看出來,但是這和大安區是文教區恐怕沒有直接的關係。因為這樣的空間分布,早在20世紀初就已經決定,戰後移民和投票行為都是很後面的事了。所以我認為大安區的文教區印象和泛藍優勢,只是兩個當前共同出現的現象,其間並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

FreeLeaf 發表於 ephemeris│19:23 | 全文 | 迴響 (10) | 引用 (0)
2006/12/16
語言學在高等教育中的分布 - 初初初探

為什麼在台灣,語言學總是和「外語」聯想在一起呢?明明一堆人做很本土的漢語、南島語,那為什麼要把語言學系所歸在外語學群呢?又有一次在台大語言所的網頁看到:

語言學研究所將與外國語文學系(含英國語文學系、德國語文學系、日本語文學系...等),共同隸屬於外語學院。
這句話支持了語言學應該歸在外語學群的觀察,似乎也暗示一個學校如果有外語學院,則語言學系所就應該放在外語學院。

因此我做了全台灣語言學系所的調查,結果如下表。從表中可以很清楚看出,如果學校有外語學院﹝輔仁、喵大、靜宜﹞,那語言學系所就會放在外語學院;反之則在文學院。如果語言學不是獨立的系所,那語言學則會放在外語系所中招生,如中山、成大、交大。又如果外語系中有英語學系,那語言學一定會放在英語系所中招生,如台師大、高師大。

為什麼語言學在台灣的高等教育中會有這樣的 distribution 呢?這是初初初探,所以只把問題丟出來。

FreeLeaf 發表於 ephemeris│10:50 | 全文 | 迴響 (2) | 引用 (0)
2006/09/09
國立市立兩附小又被搞混了

台北市交通局針對九月九日在凱達格蘭大道的活動發布了公車改道的通知,詳細改道路線放在一個 xls 檔中,其中列有每線公車的停駛站位。不過這張表中把位於公園路管制範圍內的「市立教大附小」全寫成和平東路上的「國北教大實小」了。﹝as of 2006/09/09 10:38﹞

事實上國北教大實小這個公車站現在也只剩往西的站位,往東的站位因為與原來在東翰大廈前的復興南路口站太接近﹝不到100公尺﹞,很多年前就廢除了。在還沒正式廢除前公車也大多無視這個站,因為按下車鈴時實在很難分出乘客要在哪一站下。往西的站位保留,大概是距離還夠長的關係。後來復興南路口站東移到科技大樓前,正好是復興南路口(往西)的正對面,但先前廢除的國北教大實小(往東)並沒有因此而復站。2005年8月國北教大實小改名前﹝詳見〈大安區的學校〉﹞,這個公車站叫「師院附小」,曾經是1995年的電影《熱帶魚》的外景,詳見《亞細亞とキネマと旅鴉》中的介紹。

國北教大實小的全名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前身為1905年創立的大安公學校﹝初代﹞。市立教大附小的全名為「台北市立台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前身為1913年創立的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附屬小學校。兩個學校的全名只差三個字,要是把「台北市立」省略成「市立」則只差一個字。因為校名太接近,兩所學校常被搞混,計程車司機常會問「是和平東路上的﹝國立﹞還是公園路上的﹝市立﹞」,免得把客人載錯地方。或許是因為常被搞混,這兩個相似的公車站在去年改名時分別用了「附小」和「實小」兩種簡稱,但想不到交通局還是搞錯了。

附帶一提,台北聯營公車中只有235662663﹝後兩者原來是235的支線﹞的行駛路線中包含這兩站,其它路線只經過兩站中的一站而已。

FreeLeaf 發表於 ephemeris│11:09 | 全文 | 引用 (0)
2006/04/23
談英語雙峰與英語等於競爭力之論

世人輒論英語成就的雙峰現象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英語的「教材教法根本沒有考慮到弱勢團體」,另一個是國中英語教科書的難度增加。而英語雙峰現象的後果,他認為會造成英語成就不佳的學生在未來喪失競爭力,這個論點也相當程度地符合當前社會大眾普遍的想法。只可惜,大眾往往只能看到表面的現象,推論也經常短淺,以致於討論焦點僅僅集中在英語雙峰現象,而忽略更核心的問題。

首先我們可以提出一個問題:英語雙峰現象是不是整體成績雙峰現象的一部份?目前已經發現國中學測的成績也出現雙峰現象,如果整體成績朝高分與低分兩群發展的現象是造成英語雙峰現象的原因,那討討論的焦點就不是如何提高學生的英語能力,而是如何提高學生整體能力的問題。

FreeLeaf 發表於 ephemeris│16:38 | 全文
2005/11/09
大安區的學校

原本只是想做大安區的大專院校分布圖,後來覺得既然都開工了,就把大安區的國小、國中、高中職也一起放上去吧。合計大安區有大專院校五所,加計分部有九所;高中職8所;國中12所;國小14所。除了標出學校位置外,地標上還加上了每個學校的校名沿革。以下是 Google Earth 的 KML 文件和預覽:

Google_Earth_Link.png[TW][Taipei][Schools_in_Daan].kml (kml, 49KB)
2005/11/11 修正:之前漏了延平中學,已補上
2005/11/13 修正:遺漏新民小學,已補上,感謝 jacklo 提醒

FreeLeaf 發表於 ephemeris│22:54 | 全文 | 迴響 (15) | 引用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