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九月開學以後，我就在上課之外額外地做起比較教育的觀察。但一方面K書K得昏天暗地，二方面又把網站關起來避風頭，再說比較得一方是大學，一方是研究所，放在一起似乎不很妥當，所以我很快就放棄寫觀察筆記的想法了。但即使沒有刻意的記錄，自己在這四個月以來的經驗仍然有可以與洗滌鎮的經驗比較的地方，而對研究生來說最長做的事情就是報告：上台報告和寫報告。這兩件事我在洗大也做過、寫過很多次，照理來說已經很熟悉了，但因為很多細微的文化差異，還是有很多地方我需要重新摸索。

以上台報告來說，我從聽聞和旁聽的經驗知道，台灣的報告人經常用到單槍投影機和 PPT﹝先不論 PowerPoint 和 PPT 成為報告必備用品有多圖利 M$﹞，使用的頻率已經高到讓人以為非這麼做不可的程度。不過在洗大，我只用 PPT 報告過兩次，一次是老師要求的，屬於評量的一部分﹝想也知道這門課是1XX的課﹞，另一次則是合作的同學堅持使用，所以他老兄自己去設備組把單槍投影機借來了。除了這兩次，只要是我自己的報告，我都是發下詳細的講義後就在講台上講起來了。對當時的我來說，單槍投影機和 PPT 是一百人以上的課堂才會用到的設備，而且是教授才會用的東西。其它人數比較少的課，教室只有標準配備的平台式投影機，老師則用透明投影片上課。但偶爾也有在 lecture hall 上課的教授堅持用平台式投影機和實體的投影片，好像是因為這樣才能在投影片上塗塗抹抹的緣故。當然，PowerPoint 也有提供塗塗抹抹的功能，也有專門為此設計的電子筆，不過風險請自己負責。

總之我在洗滌鎮幾乎沒用過單槍投影機和 PPT 報告，也沒發過把直接 PPT 印出來的講義﹝倒是拿過一次，而且是有害健康的句法學﹞，所以這些技能我都是在台灣才學起來的。第一次實戰是在某工大旁聽時，雖然我都依照傳統把 PPT 做好，也把 PPT 直接印成講義發給同學，即使我自己其實很討厭這種講義。不過真正上台時，不知道是緊張還是不習慣，我就自顧自地講下去，直到同學提醒我才想起換片的事。

過完暑假，我的研究所正式開始以後，這學期我有好幾次報告的機會，但我只用了一次 PPT，那還是和人合作的，其它幾次報告我都沒用到 PPT。事實上，每一門課的老師都沒有要求用 PPT 報告，但同學會自動自發地做 PPT，發下把 PPT 直接印出來的一頁六張式講義，然後縮在「高科技」的講桌後面報告。雖然我不應該去評論同學的報告，而且我自己的報告也說不上多好，但台下的同學用身體告訴我，有多位同學的報告的確是讓人昏昏欲睡的。

在投影片的製作方面就更慘了，報告人會用力地把反芻過的論文內容塞在投影片裡，讓一張投影片被文字塞得滿滿的；如果一個主題用到兩張以上的投影片，那一定是文字太多塞不下的結果。異哉，既然要放上這麼多文字，為何不把文字另外用文書處理程式排版成講義發給大家，反而堅持把所有東西塞進投影片，難道只為了「直接把投影片印成一頁六張的講義」這種削足適履的事嗎？不過那一門課的報告我也是用這樣爛方法做爛投影片，然後援例躲在講桌後報告，但沒辦法，跟人合作就得多遷就一點﹝絕望啊！這就叫向下沉淪啊！﹞。

這學期我比較滿意的報告只有一場，但和上文我暗示的極簡形式不同，我用了投影機和投影片，還發了講義，而且內容全部不同。投影片上只寫了報告的大綱、幾個要點，還有要引用的幾句話，總共七張投影片，還是上課前在 Google Docs 上草草趕出來的，因為這樣就夠了﹝雖然一開始我還曾妄想過嘗試高橋流簡報法﹞。講義的內容是投影片的詳細版，因為我在投影片只會停留一下子，接著就要跳到 Google Earth 去解說﹝我用了一整天去做那個 KML 檔﹞，這時候同學手上必須有個東西幫他們追上我的報告，不然他們一定會迷失在一堆陌生的地名、族名、國名、人名、語名之中。所以投影片和講義都有各自存在的意義；投影片提示報告的進度，講義提示報告的內容。而投影機也不是單為了放投影片而存在，還有 非靠投影機不可的 Google Earth 演示。當然這次的報告不是沒有缺點，最大的問題是時間掌握得不好，原訂一個小時的內容被我多講了二十分鐘；我也不確定同學有沒有辦法理解我 code-mixing 滿天飛的報告內容，因為講完後大家一點反應也沒有。但純就分數的角度來說，根本不需要為沒有評分權力的人擔心﹝超功利的思考﹞。

另一方面，報告時的語言也是個問題。因為學科的關係，我的報告中會有很多英文的術語參雜其中，很容易搞得 code-mixing 滿天飛。有時我想努力避免 code-mixing，所以硬擠出一個漢語的翻譯。但一來擠翻譯也要時間，在台上嗯嗯啊啊地想四五秒時在不好，二來擠出來的翻譯聽眾也不一定聽得懂，所以我從第二次報告起就放棄擠翻譯的努力，直接用英語讀出我要說的術語。但也有人直接改用全英語報告，連擠翻譯這步都省了。這招看起來不錯，畢竟在台灣能用英語報告是一件可以說嘴的能力，但這樣的報告卻無意間造成了一個滑稽的情況。某位被點到回答問題的同學竟然問報告的同學「May I speak Chinese?」真可悲，又不是英語會話課。在討論理論的課堂上，這個情況根本不應該發生，根本不應該發生。

不過，雖然我批判了那句可悲的問句，但對改用全英語報告的同學，我也沒有什麼資格批評。我在寫一份可用漢文或英文的期末報告時，一開始還野心勃勃地想用漢文寫語言學的文章，但寫不到兩段就放棄了，最後還是用真的很悲哀的外國語完成我的期末報告。改用英文的理由也很悲哀，不外乎漢文的學術修辭、語氣、風格、術語，這些是我不熟悉的技巧，但也都是早就料想得到，也以為自己能輕鬆突破的問題，只是最後仍敗在它們手下。就以學科的術語來說，把英文術語一對一地對譯很簡單，大部分時候拿本字典來翻一翻就有了，就算不滿意我也可以很快想出一個翻譯。但把這些翻譯成漢文的術語放進句子裡時，常常有種怪怪的感覺，一種介於「不合語法」和「合語法但沒人這樣說話」的怪感覺。這個問題在術語是動詞時更明顯，偏偏我第一句話就非提到那個動詞不可，躲都躲不掉，所以最後還是改用英文寫了。真悲哀。

風格又是另一個問題，但我很難將這種困難的感覺說得很詳細，這或許是因為我的頭腦中對「風格」的議題尚未有足夠的符號來描寫我感知到的事物，所以「風格」這回事大部分都在我的世界之外﹝維老大說的："The limits of my language means the limits of my world."﹞。我只能大概地覺得我寫的學術漢文有點外國人寫漢文的味道，或是漢文寫得不大好的外文系教授寫的漢文文章，總之讀起來不大順暢，怪怪的。當然我也不能用現在這篇文章的風格寫報告，那樣寫大概會被當掉吧。不過前述那篇報告可以改用英文寫，另外一篇就不能逃了，只能硬著頭皮用奇奇怪怪的句子寫報告，甚是可悲。但「風格」這種東西也是可以學習的，只不過這又牽涉到一些很複雜的認同議題。有些台灣的作者出版的論文中，作者會引用很多中國學者的作品，然後就不知怎麼地也把他們的風格引用進來了。中文系出身的作者佔這一類風格的多數。另外一種則是外文系出身的人會寫的風格，以《語言學新引》的漢譯本為代表。如果要我在這兩種風格中選一種來學，我無疑會選擇後者。不過要怎麼學呢？這又是另一個難解的問題了。